“走出去”的爱德模式

发布时间 | 2016-08-08    来源 | 爱德基金会 丘仲辉

 本文为我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丘仲辉在2014年由国家宗教局外事司与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中国宗教走出去战略高层论坛”上的发言,后收录到《中国宗教走出去战略论集》结集出版。


“走出去”的爱德模式

前言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经济结构的调整,中国“走出去”的命题首先在经济上变得可行,并通过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的拓展而得以实践。近年来,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进一步变化,“走出去”实际上已经上升为国家全球战略的一部分。中国提出的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不但是推动国内经济转换升级的一个举措,也是在全球范围内,推动经济建设一体化的多边共赢的尝试。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的中国“走出去”,不应看做仅是国家公共外交或者经济改革等少数领域的尝试,对于中国的宗教和中国宗教公益来说,也是一个难得的发展契机。推动中国宗教的民间交流和宗教公益的对外援助,应该而且也必须成为国家“走出去”战略的一部分,才能让世界更好地接受一个走出去的中国。

我们将历史的时钟回拨到1985年的3月21日,在香港九龙一家酒店的会议室,原来准备的椅子已经坐满,不得已又增搬了些椅子,即使这样,还是有不少人不得不站着。主席台上坐着三人,他们分别是丁光训主教、韩文藻博士和海外友人魏克利先生。这就是爱德基金会当年成立时在香港举行的记者招待会。

这个由中国基督徒发起成立的民间机构,成立时的消息传播是走出去在海外发布的,这种形式迄今为止是绝无仅有的。

三十年来,爱德从海内外募集资金超过20亿元人民币,致力于促进中国的教育、社会服务、医疗卫生、农村发展等各项工作,使我国近千万群众受益。在我国经济逐步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得以长足进步,社会有余力也有意愿在对外援助的时候,爱德开始在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开展人道主义援助活动。

爱德的三十年,对“走出去”的模式和途径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得益于国家相关战略的实施,有别于国家战略的经济民生方针工作,是补充于国家政治、经济领域的社会工作,走出了一条爱德独有的民间模式。但在这个过程中,爱德战略的基本要素始终未变,那就是学习、实践,促进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事业,促进基督徒积极参与我国的社会发展和社会服务工作,以及促进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普世分享。

一、公益特区:基于信仰,源于创新

经济特区之所以为特区,一是由于其试验性的特点,历史上没有先例;二是其政策适用不同于其他地方,这样的特区政策是否符合发展实际,要逐步探索完善;第三是特区的工作是一个探索实践的过程。同样, 爱德之所以称为公益特区,也有类似的特点:第一,爱德是中国成立最早的基金会之一,是大陆最早成立的宗教背景的基金会;其次,上世纪八十年代,社会上的公益慈善刚刚萌芽,各种政策法规尚不完善,从政府到民间,没有社会办公益的实践经验,政策和法规需要在实践中建立和完善;最后,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革过程中,公益慈善事业如何发展也是一个逐步探索的过程。

1.1“走出去”的阶段

爱德对中国公益的探索与实践历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三个十年。从1985年成立到1994年是爱德的第一个十年,这十年爱德工作主要是走出国门、开阔眼界、学习经验、寻找资源,在实践学习中探索中国公益的路径和方法。这十年的实践探索对爱德的成长至关重要。因为与国际公益机构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爱德从成立开始,机构管理、项目管理和财务管理都是按照国际合作组织的要求来操作的,可以说是与国际接轨的。

在这个阶段,爱德“走出去”的任务主要是取经学习,寻求合作和寻找资金,向海外合作机构学习如何运作基金会,怎样管理项目。为此,爱德在1987年成立了爱德欧洲合作伙伴网络(European Network of Amity Partners ,简称ENAP),每一年或两年在欧洲不同国家的不同城市召开会议。 ENAP的成员主要是由爱德在欧洲的合作机构代表和友好人士组成,为爱德在欧洲乃至全球拓展合作伙伴与合作资源。当时的爱德项目强调以人为本、雪中送炭,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1985年人均收入低于200元的全国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14.04%,绝对数量约为1.3亿,当时的扶贫工作比较艰巨。很多地方的群众缺少基本的生活保障,这种现状也决定了爱德“走出去”的工作是以寻求资源为主。

第二个“走出去”的十年,爱德主要是继续学习和引进西方的发展理念,与国内的实际相结合。1992年爱德董事会会议决定把爱德的项目工作重心转移到西部,我们学习引进农村参与式评估的理论和方法,并将之运用到扶贫实践中,提出农村社区综合发展的扶贫方式,得到了国外资助机构和国内合作伙伴的肯定和支持,项目区域得到了拓展,项目管理也更加规范,项目人员得到了锻炼。农村综合发展扶贫项目的规模一般都在数百万人民币、持续三到五年在特定地区开展工作,这使得爱德的项目和财务管理的专业化水平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这个时候的项目我们结合国际社会发展理论,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理念,即坚持以人的发展为中心,以满足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和保护生态环境为基本点,强调以人为本,项目设计围绕人的发展展开,重视对受益群众的知识文化和技能的培养、农民自治组织的成长和自我管理的实现,配套跟进农田水利、文教卫生、生态环境建设、妇女小额信贷等促进农村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其他项目。

第三个十年是从2005年到现在,随着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建设和其他领域的差距缩小,爱德“走出去”的形式和内容也在发生变化。由于国外资源的减少,爱德开始注意强调学习海外各国开展资源筹集的经验和方法,结合国内实际来开拓和整合国内资源。在与国外机构的合作上,由资金和理念的学习,逐步转向资金引进和共同开展社会倡导项目,比如合作开展各种研讨会,促进社会理念的交流和传播。

通过十年的努力,到2013年,爱德的筹款超过50%来自大陆,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得到了保证,这使爱德“走出去”战略,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调整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思想与组织准备。

1.2 “走出去”的形式

爱德“走出去”的形式,主要包括机构间合作提供的项目资金支持、对爱德员工提供的专业培训、合作的研讨会、培训班以及专家资源的支持等。

在机构联络、拜访与合作方面,爱德基金会先后与海外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300家机构,开展了不同形式的友好合作,并建立了不同的合作平台和区域支持组织。

在培训学习方面,合作机构赞助爱德的员工或者项目上的合作伙伴到国内外参观学习、培训研讨等。

在论坛、研讨会方面,资助爱德参与国际上的各种论坛和研讨会,同时资助爱德在国内举办各种符合社会需要的研讨会和论坛,促进国际管理经验在国内的分享和传播,像项目管理研讨会、农村社区发展研讨会、艾滋病宣传预防培训研讨会等等。

在专家资源方面,爱德也是积极走出去,寻找国际专家资源,支持我会开展各类发展项目,其中包括长期和暑期外教项目、小额信贷项目、儿麻康复以及聋双语教育项目等。这些专家资源,通过与爱德的合作为受助人群服务,一是提高了服务水平,二是培训了爱德的专业人员队伍。

二、民间合作:分享的互化

爱德“走出去”的内容和形式,从成立之初到现在,经历了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合作内容也从主要分享国际经验和国际资源,逐步转化为与国际分享中国的、爱德的经验和资源。

在前期,1985年至2004年间,这一时期的“走出去”,开展民间合作,主要是分享国际经验和资源,同时也让世界更多了解中国人民和中国国情。

在此期间,参与爱德项目的有专家学者、来访的教会、教会机构和教会人士,有教会背景和无教会背景的社会发展机构、政府机构、使领馆以及政要,有研究机构、院校及专家学者、海外传媒以及新闻记者、国外企业、社会人士和青年学生等。

例如爱德最早的项目——爱德外教,自1985到2013年,累计有1616人次爱德外教在中国服务,其中1人获得国家级“友谊奖”,近50人获省级最高奖。在中国的执教过程中,他们了解了中国,加深了对中国的认同。由于他们是各个教会派出的,在归国后,他们在自己国家和教会内部介绍中国,使国外教会和信众,对中国的国情有了比较全面、正确的认识。

爱德在走出去宣传我国的宗教政策和爱德工作的时候,经常面对一些带有明显误解和倾向性的提问。一般爱德外教都会主动出来解释,讲述他们在中国的生活情况和故事以及中国的实际状况。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了解还是比较少的,有些偏见根深蒂固,我们自己去做沟通交流工作,远不如那些曾经到过中国的外国人,向自己国家的人民来解释中国发生的事情。这种民间交往与合作分享是一种润滑剂,也增加了可信度,在推进不同国家人民友好往来过程中所起到的促进世界和平的作用难以估量。其他海外机构和个人的来访,他们回去后也都成了爱德的朋友,主动帮助宣传和介绍爱德的工作,推动了民间交流,减少了歧视和误解。

在主动 “走出去”方面,此一时期主要是以爱德员工受邀到海外参加会议为主要形式,或者爱德向合作机构申请资金,把自己的员工送到英国、美国、德国等地接受英语语言或者发展课程的培训和学习。

这一时期因为资源的关系,交往的对象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机构和个人,形式主要是培训、会议为主,内容上以学习交流为主,在合作关系上以分享援助国、援助机构的经验、理念和资源为主。

后期从2005年到现在,这一时期 “走出去”的合作分享逐渐向国际社会分享中国和爱德的经验和资源转化,例如与合作机构共同举办研讨会、更主动的参与国际事务以及开始资助发展中国家的合作项目,交往的对象除了原来的发达国家的发展机构,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机构也开始了援助合作。

比如近年来爱德出席的双边或多边会谈和交流活动主要有:爱德欧洲合作伙伴会议、爱德圆桌会议、北美--亚太论坛、世界基督教教会联合会的相关活动、国际救灾与发展联盟、圣公会联盟咨询会、苏格兰教会年度大会、芬兰信义会年度大会、克林顿的全球倡议会议等,这些都是爱德主动发起或者参与的地区或国际的会议和论坛。

在形式和内容上,由原来请发达国家的专家来培训和讲课,逐渐过渡到邀请他们以及第三世界机构的专家学者和社会机构专业人员共同交流。比如2014年举办的亚洲减灾救灾国际研讨会,爱德邀请了来自日本、菲律宾、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的专家和发展机构专业人员与中国的公益组织共同交流研讨;养老服务研讨会邀请了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专家学者与会……,这些论坛和研讨会,在内容和形式上由原来的分享经验,变成了现在的经验分享与合作交流。

在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上,这些年有2011-2013年连续3年的朝鲜粮援项目,2013年11月的菲律宾“海燕”台风灾害救援,马达加斯加的沼气技术输出和肯尼亚“非洲之饥”旱灾援助项目,以及与国际机构合作开展的对特困人群提供的医疗救助项目等。

通过这些交流与合作,爱德认为应该在国际交往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因此申请了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特别咨商地位”。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特别咨商地位”是一个非政府组织得到国际承认的重要标志。联合国经社理事会通过授予“特别咨商地位”的方式,承认国际上的重要非政府组织,同各类非政府组织建立工作关系并发挥其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 2014年7月,爱德迅速而顺利地通过评审,正式获得了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特别咨商地位”。

三、爱德 “走出去”的范本:圣经印刷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由于圣经缺乏,国内存在偷运、偷印圣经的现象。1986年爱德走出去,寻求与联合圣经公会合作成立爱德印刷公司,目前印刷了100多种语言的圣经,出口亚洲、欧洲、非洲及美洲的7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体圣经印刷基地。截止2013年底,爱德印刷公司印刷圣经超过一亿两千五百万册。

从以前海外向中国大陆非法偷运圣经,到现在爱德印刷公司大量的为海外教会印刷《圣经》,这是一个根本的变化。圣经印刷对于我们宣传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一个非常重要和有力的佐证。

近期我们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成立了爱德印刷非洲服务中心,准备拓展非洲的印刷业务,为非洲弟兄姊妹印刷更多的圣经。

爱德印刷的发展过程,是一个非常好的工作范本。爱德印刷成立之初的印刷机械等都是走出去向海外合作机构募捐的,早期印刷圣经的纸张是从国外进口的,印刷公司骨干人员也都是陆续派往国外学习回来的。我们从国际上引进资金、设备、技术和管理人员,通过几十年的发展,爱德印刷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单体圣经印刷基地,最后爱德印刷开始走出中国,到非洲和美洲去拓展业务,反哺国际社会。

四、爱德 “走出去”的体会

爱德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通过实践探索,逐渐摸索和完善了一套对外交往的爱德模式。

1)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互相尊重,互惠合作

爱德是一个中国的公益组织,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中华民族的尊严,这是我们对外交往的最基本原则,基于这一点,我们不接受任何一笔附加政治条件的资金,也不与任何附加政治条件的海外机构开展合作交往。同样,我们在援助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项目时,也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2)与政府充分沟通、积极协同

爱德与政府始终保持充分的沟通和积极地协同,这一点很重要。因此,爱德要做到公开透明,让政府了解,这样才能得到更多的信任。同样,在发展中国家开展项目时,也必须重视与当地政府的合作与沟通,尊重他国政府的法律,真诚沟通,不说假话、空话和套话。

3)积极正面宣传国家政策,以理解消除误解

对于一些敏感的宗教、民族问题,我们要积极做好解释沟通工作,消除误解和偏见,也要讲究技巧。爱德首任秘书长韩文藻博士(原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原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在国外介绍情况的时候,一些外国人提到了他们了解到的一些中国教会的负面情况。韩文藻先生拿着白纸用墨水点了一个点问大家看到了什么,都说是一个黑点。韩先生说,明明是一张大白纸,上面仅一个小黑点,可是大家都说看到了黑点,事实上这张白纸就是整个中国教会的主流,而这个黑点就是大家看到的一些问题,不能因为一个黑点而否认整张纸是白的。通过这些交往,对一些敏感、严肃问题要理解、把握好,坦诚交流和沟通,能够达到更多的理解和相互尊重;

4)尊重和理解不同的宗教情感和宗教生活

尊重和理解不同的宗教情感和宗教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爱德虽然有基督教背景,但是我们交往的对象不仅限于基督教背景的机构和个人,各个宗教、各个宗教派别的团体和个人都有。如果我们站在狭隘的宗教信仰基础上,以我为是,他人为非,那不但难以同其他宗教背景的机构和个人开展合作关系,连爱德本身的社会公益事业都难以得到发展。

5)尊重和理解国情和文化差异, 求同存异

各国之间国情不同,文化差异多种多样,因此对外交往中一定要求同存异。民间交往的目的是为了友好。既然是民间友好工作,当然更应该是以友好的态度,充分地沟通交流;

在接待海外机构和友好人士时,我们事先都会把来访者背景情况了解一下。对方是什么样的机构,来访者的背景情况,此次来访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有什么文化禁忌等等,这样便于在交谈当中有效沟通。

五、爱德对宗教走出去的思考

5.1 为什么要走出去

中国的宗教,除了本土的道教之外,其他的宗教都是中外文化交流融汇的产物。历史上的中国和世界各国,国家强盛的时代无不是一个经济、文化、宗教等各方面与其他各国广泛交流、兼容并包的时代。在中国逐渐强盛的今天,中国宗教公益组织走出去,是中国宗教文化与世界交流的必然选择。

在世界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宗教走出去,不但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也是中国软实力的体现和象征。

中国有五大宗教,宗教信仰虽然有差别,但是不同宗教的目的和最基本的东西都是相同的,这就是一个“爱”字,宗教的“爱”不能只停留在信仰上,更重要的是行动,以行证信。不同宗教间完全可以携手合作,开展公益慈善活动,而在这一点上中国是有独特优势的。宗教间开展公益慈善的合作,是可以超越民族、国家、地区,也是可以超越宗教和意识形态的。作为宗教背景的公益组织,我们应该紧紧围绕着“爱”这样一个核心,广泛开展社会服务工作,不但满足信教群众的需要,也满足社会上的需要。

5.2 如何走出去

1)进一步解放思想,充分释放社会活力和宗教正能量

2013年,我国境外投资者在156个国家和地区设立5090家非金融类企业,累计实现投资901.7亿美元,但是只有中国企业走出去是远远不够的。中国也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充分释放社会活力,包括充分释放宗教正能量,只有这样,宗教公益才能够走出去。

2) 政府援外项目招标购买服务以支持中国宗教及其公益组织走出去

建议政府向民间组织购买服务,按照一定比例,将官方发展援助资金专门用于民间组织参与国际事务。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程序,选择和培养一批优秀的民间组织实施援外项目,逐步积累经验。

3) 倡导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参与支持中国宗教和公益组织走出去

建议政府和社会共同倡导,推动已经走出去的中国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与走出去的中国民间组织,包括宗教公益组织,一起在当地开展公益慈善工作,维护良好的社区关系。这不但是中国企业的利益所在,也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所在。

4) 给予宗教界充分的信任和足够的空间与灵活性

政府要给予宗教界充分的信任、足够的空间和灵活性,首先要积极鼓励和出台各种政策措施,发展国内的宗教公益慈善事业,只有宗教公益事业发展了,宗教公益慈善团体壮大了,他们才有能力走出去,到国际上开展公益慈善事业和民间外交。

5) 简化审批手续,提供必要的服务和便利条件

目前宗教团体注册公益慈善机构,还普遍存在很多困难,不能合法登记,又难以享受到同等的国民待遇和获得相应的优惠或认可,也不可能获得政府补贴和认证。

6) 大力培养人才队伍和积极开展各类相关专业培训

通过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提高宗教公益慈善事业从业人员的技术水平和专业能力,使之能够在市场化竞争中提高服务质量,得到可持续发展。

后记

2015年7月1日,爱德基金会非洲办公室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揭牌成立。这是中国民间公益组织走出去设立的第一家办公室。

在国际上,民间公益组织设置海外办公室并无特别,但是,爱德此举,于中国民间公益组织来说,却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

就在半个多月前,最新版本的《中国慈善发展报告》还指出,目前,中国基金会“走出去”仍处在初级阶段的探索和尝试期,基本上属于“四无”状态:无固定经费来源、无固定项目、无当地雇员、无固定办公场所。

资金有限、社会意识欠缺、现有政策法规环境不尽完善,是制约中国民间组织深度国际化的主要现实条件。爱德基金会此番走出去,是多年筹备的结果,也是30年来一直得到国际社会大力支持的爱德基金会为回馈国际社会所做的尝试和探路。